一图回归填空白：腓尼基人原型极有可能是汉人，大马士革俱汉人，出名刀，奥斯曼、叙利亚、约旦等竟番汉杂居，更有多城皆汉儿人，设巡检司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宣称：大约在西元前八世纪，希腊人模仿西亚腓尼基字母创造了希腊文字。而腓尼基文字，则是模仿埃及文字而成。西人接着宣称，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各国文字，皆源自腓尼基人字母。

按照西方定制的学术主流意见，以及公知们宣扬的所谓西史常识，腓尼基是西方海洋文明的序幕和字母文字的前身，它活动于“古希腊”的前后，与“古罗马”并行良久。

西方历史学家们称，“腓尼基人”曾在今天的突尼斯建立最大的殖民地城邦，它使其他古代城市黯然失色；在杰出的军事家汉尼拔的率领下，迦太基与“古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由于汉尼拔最终输掉布匿战争，这座世界史上最富有的城市于西元前146年被夷为平地。

假如没有腓尼基，“古希腊、希腊字母”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假如不存在腓尼基，那么与之对应的迦太基、汉尼拔将不会存在，布匿战争和罗马帝国也不存在。

那么腓尼基究竟是真是假呢？

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1937—2013年）在《黑色雅典娜》中论证说：

“早期希腊文明被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埃及和西亚）；

十八世纪以后，埃及的地位被印度取代（埃及被替换成了印度）；

十九世纪后，英国发展雅利安模式，腓尼基人也开始成为希腊文化的源头；

二十世纪，雅利安主义大盛，希腊文明被解释为北方说印欧语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土著的结果。”

西方学术不断更改，编造了一个古希腊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历史。这让人情何以堪？

难怪何新研究后于最近发出感慨：

“我之所以仔细研究以上概念，努力加以归类、辨析异同和进行澄清，就是因为西方所说的古代历史——所谓古典学，包括埃及学、埃及史、犹太史，根本上出处来源都是《耶经》。

我所得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认知就是：根据《耶经》的历史学，所谓希腊——希利尼人，并非来自欧洲的希腊（Greece格力斯）半岛，而是来自腓尼基人，是犹太人的分支，是黎凡特——迦南地区的本土亚洲人。”

实际上，利玛窦等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没有所谓的《耶经》，直到1807年，以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为起点，中国才有了所谓的《耶经》的主体内容，——当然创世纪的内容是从明朝的《寰有诠》和《格致草》等书中抄来翻译的。

详见：耶经创世纪来源于禁书《寰有诠》和《格致草》，青铜器是噩梦：四大文明古国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从来就只有一个文明古国……

因此，囿于想象力和水平限制，什么东西都得从东方借，腓尼基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呢？

纸终究包不住火。

希腊学者朗布鲁坦言：

“所谓的“腓尼基字母”是个历史欺骗（Phoenician“Alphabet”:A historical Deception）。”

与牛顿齐名的英国科学家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年）说：

“虚构故事囊括了（西方）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要部分，……。显而易见，包含着希腊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谱》说是来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神话传奇是很难被说明的……。”

英国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2018年1月28日，作者：Justin Marozzi：

“古代腓尼基人是谁？他们真的存在吗？”

牛津大学教授约瑟芬·奎恩（Josephine Quinn）指出：

“通常的说法是，腓尼基人是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前游历地中海，从事贸易和殖民，擅长航海术。然而，这般传说中的水手（航海民族）究竟是谁？长久以来一直是个谜。”

约瑟芬·奎恩在其所著的《寻找腓尼基人》（Search of the Phoenicians）一书得出结论：

“所谓的“腓尼基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the“Phoenicians”never actually existed）。”

“腓尼基人是具有特定身份、历史和文化的凝聚性的航海民族这一观念，是现代（19世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也是一个与古代实情和史料皆相矛盾的概念。”

约瑟芬·奎恩经过考证发现，有关“腓尼基人”的现代缘起，主要是为了佐证古罗马和迦太基的帝国野心；三者（古罗马、迦太基和腓尼基）又部分地体现了现代民族沙文主义的蓝图，囊括从爱尔兰到黎巴嫩的泛地中海。

“腓尼基人”所起的作用之一，是充当不列颠帝国的海洋与殖民扩张的有价值的前身和原型，是现代民族主义创造了“腓尼基人”，——即19世纪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按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模式设想了“古代先例”。

虽然这些沙文主义兼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硬说，“腓尼基人”生活于1500—300年/西元前，却几乎没有任何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

根据诸玄识、董并生《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西方表音文字没有一致性和共通性，因而是文字的死路。近代以前，包括古希腊在内的西方不存在文字。

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是寄生于“中国汉语雅言”的现代怪像。15世纪左右，西方依靠四大发明（印刷和纸）锁定和规范其表音符号（字母），才逐渐开始出现表音文字。然而，由于各表其音，并未书同文，经常引起混乱。

直到17世纪晚期，在黄嘉略、康熙词典（正字通）的帮助下这，通过对汉语的对译、模仿汉语发音来创造语音文字，并摄取“汉语表意”（含义、定义），西方语言体系才得以建立、稳定下来。

所以，在距今500年前，腓尼基这种表音文字并不存在，——既然腓尼基字母都不存在，那腓尼基人还会存在吗？

可是，有鉴于西人的水平，他们编造故事肯定要找一些原型吧？

是的，否则，想象力可能不够呢。

先来看看希罗多德的神话大作《历史》一书。

该书中译本开篇便写道：

“根据学问渊博的波斯人的说法，挑起争端的是腓尼基人。

他们说，腓尼基人以前住在红海沿岸，在移居到我们的海这边来并在现在居住的地点定居下来以后，很快便开始走上远途航运的道路;他们运载着埃及和亚述的货物，曾在任何地方登陆。这其中就包括阿尔哥斯这样一个地方。阿尔哥斯在如今通称为希腊的地区中，她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其他国家。”

可是，眼尖的程碧波教授却发现此书的英文版有些差异：

“Persian historians pu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quarrel on the Phoenicians.

These people came originally from the coasts of the Indian Ocean;and as soon as they had penetrated in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settled in that part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y are to-day,they took to making long trading voyages.Loaded with Egyptian and Assyrian goods,they called at various places along the coast,including Argos,in those day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countries now called by the general name of Hellas.”

英文版本中明确说的是腓尼基人来自印度洋。

这也是何新考证后发现的问题，耶经历史中所述，希腊来自腓尼基人，而腓尼基人来自亚洲。

在13-17世纪，根据西方眼中的印度就是中国，而且根据1566年全球地图东亚部分显示，以前从未出现的希腊（SINAR），横空出现在了华夏本土最上方。

上印度（华北地区）摇身一变，成了SINAR（希腊）。

南中国海、南中国也变成了SINARUM、SINA。SINARUM在彼时刚刚创建的拉丁文中就是指代中国，而这个单词正是从SINAR发展而来。

详见：中国是印度，还是“罗马帝国”：十字架是甲骨文的亚字变体，华北是上印度，华南是南印度，上印度与南印度之间是中原坝……

根据程碧波教授的研究，所谓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s）的原型，其实就是“瀚族”人。“瀚”，即“水边的天鸡”或“水边的凤凰”，也即“汉”之本意。

故此，腓尼基人，就是汉族。

所谓古希腊善于航海经商的人，恰好就是中国汉人。而所谓西文字母的来源腓尼基字母，实际上是中国人发明的拼音文字。

希罗多德说腓尼基人到访的地方，是希腊，现在被冠之以另外一个名称“Hellas”，但巧合的是，“Hellas”根据考证，居然就是汉儿人。

果然，编故事也得找个好对象啊。要不然，真不好发挥。

那么，西人为什么会突发奇想，把汉族作为故事对象来进行创造加工、并发展成腓尼基人呢？

这恐怕就得从丝绸之路说起了。

由于古时丝绸之路贸易往来频繁，《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彼时西域大秦的政治、风貌及特产：

“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

明代章潢《图书编》（1562—1577）卷二十九和《三才图会》都收录了一幅《四海华夷总图》，图中西边有大秦。

所以，这个大秦错不了，从汉朝到明朝，肯定存在。

1478年地图，阿拉伯半岛，大秦（Dacharemoeze）

1578年地图，阿拉伯半岛地图，大秦（Dacharemoize）

由于丝绸之路从东一直向西延伸，贸易和交流十分频繁，所以，既有番商来到华夏，也有许多华夏儿郎出海寻觅商机和发家致富的机会。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根据程碧波教授的考证，丝绸之路开通后，自汉朝起，就不断有人从华夏一路西迁，沿着丝绸之路在各国定居、生活，从事贸易。

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幅名为《丝路山水地图》的长卷甫一亮相，便引立即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该图原名《蒙古山水地图》，以中国青绿山水的形式，描绘了明代中叶陆上丝绸之路的辽阔地域，堪称“旷世奇珍”。

上世纪30年代，该图流出国外，被一家名为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的日本著名收藏机构秘密珍藏。2000年，中国收藏家得知消息，后斥巨资购回国内，几经周转，于2017年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这幅地图的回归，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古地图的一个巨大空白。

因为明至清末，几乎没有表现陆上丝绸之路的古地图。

唯一的例外，就是明朝中叶绘制的《西域土地人物图》系列。这个系列至少存在三个绘本和两个刻本，《蒙古山水地图》恰好是其中之一。

三个绘本：

1、原藏于日本藤井友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由北京瓯江草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购回中国的《蒙古山水地图》

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所附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沿革略》册页（作为明代陕西边臣所编绘边防图籍的附属内容）

3、意大利地理学家会藏《甘肃全镇图册》中的《西域诸国图》1幅及其他9幅分图册页（作为明代陕西边臣所编绘边防图籍的附属内容）

两个刻本：

1、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

2、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成书的《陕西四镇图说》中的《西域图略》和《西域土地人物略》，延绥巡抚金忠士、荆州俊、马丛聘等7人所编、陕西三边总督刘敏宽和陕西巡抚李楠撰序，收入日本东洋文库藏

五个版本虽有不同，但其绘制范围和主题内容颇为近似。与其他版本相比，《蒙古山水地图》绘制的内容不全，仅从嘉峪关到“天方”（沙特麦加）。而其他几幅地图，则向西延伸至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几乎涵盖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部范围。

永乐十三年（1415年），永乐帝使臣陈诚所撰著的《西域行程记》中就绘有“西使行程图”，可惜此图在清末时散佚。

现存内容最详实、流传最广的陆上丝绸之路图籍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左右（1544年）成图的《西域土地人物图》，该图详细描绘了从嘉峪关至鲁迷（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西域山川、物产、城镇和民族，堪称16世纪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地图。该图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版本流传复杂，是最重要的中文丝绸之路地图。

《西域土地人物图》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曾流传较广。

明嘉靖《西域土地人物图》卷首嘉峪关至哈密段（台北故宫藏）

台北故宫藏明嘉靖《西域土地人物图》卷尾天方（麦加）至鲁迷（伊斯坦布尔）段，台北故宫藏

《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绘注和记载了明代嘉峪关到鲁迷城沿途300多个地方的山川、城镇、物产、种族、宗教、习俗等内容，所绘地域范围涵盖欧、亚、非三大洲，包括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埃及、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图中用汉字标注地名来源于汉语、突厥语、蒙古语、粟特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

图中绘有牵马或牵驼的商旅、背着行囊的旅客、缠头对酌的回回、牵着贡狮子往东朝贡的使者、头戴蒙古帽骑马飞奔的军士、埋首耕种的农夫、在辇帐中接受跪拜的贵族，另有方形、椭圆形等形态各异的城镇，水磨、风磨、架子井、望日楼、藏式佛塔等多样的地理景观，使得西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中原的异域风情。

除了绘注“回回”、“缠头回回”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外，图中在西亚多个城镇中绘注有不少汉人聚居处，甚至是城池：

• 如怯迷城（今伊朗克尔曼）有“四族番汉”；

• 文谷鲁城（今约旦安曼西南）“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旱田”；

• 也勤垜思城（今叙利亚塔尔图斯）“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稻田”；

• 撒黑四寨城（今叙利亚阿勒颇东北的撒黑）“俱汉儿人，蓬头戴帽儿”；

• 菲即城（今土耳其小亚细亚一带）“俱汉儿人，剪踪（鬃）披发，戴帽儿，种旱田”；

• 鲁迷城（奥斯曼首都，今伊斯坦布尔）“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等。

注意，《西域土地人物图》安格鲁城（城西距山，山上有巡检司），显然也是受汉人控制。

此外，还有沙家城。之所以如此取名，说不定城主是沙家后裔，沙和尚。

“天方”，是现今沙特麦加。

该图中有大量类似汉地庑殿顶式的建筑，比如撒马尔罕北侧的“望日楼”。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它被表现为红色的有着中国式屋顶的高台建筑。

“望日楼”，实际上是被称为“兀鲁伯天文台”的天文观测建筑。它的建造者，是帖木尔帝国创建人帖木尔大帝的孙子，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建造时间大约在1428年至1429年。

望日楼是当时中亚最大的天文台。

据记载，它是一座三层圆形建筑物，建有长达40米的大理石六分仪和水平度盘，用于天文测量。

《肃镇华夷志》之“西域疆里”是现存少数记述明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内容源自弘治年间甘肃行太仆寺卿郭绅编写的《甘肃志》和《哈密分壤》，其所记录的嘉峪关外三道、西域地名、“汉儿人”等内容，资料翔实，是目前酒泉和嘉峪关一带最早最完备的方志。

明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542—1544），肃州兵备道副使张愚创修《肃镇华夷志》;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肃州兵备道副使李应魁续修;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肃州监收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

《肃镇华夷志》万历刻本3卷，目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顺治刻本更名为《肃镇志》，4卷3册，总计36子目，正文约8.7万字，详记明洪武五年(1372)迄万历后期200多年间酒泉和嘉峪关的历史、地理、民族、经贸、风俗、文化等，保存了许多明代重要史料，国家图书馆藏有善本。

此书长期以来，知之者甚少。

《肃镇华夷志》中提到一件边境汉人西逃的往事。事件发生地在威远城（今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航天镇）。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在河西走廊一带设威远卫等卫所，用来防御北方鞑靼人，屯田战守，兼理地方。威远城正是威远卫的治所。

根据《肃政华夷志》记载：

“威远城，在卫东北三百八十里，城筑于唐、宋，元因之，明初立为所。后因失误，秋表该部查究，风闻诛族，人民惧，俱入西域……

又西夷云，威远汉人，今在鲁迷地方，穿衣戴帽与夷不同，衣制同中国，穿则襟治于背后，网巾同汉人，戴则悬圈于额前，养食猪犬，与回夷处，多不同俗。”

永乐年间，此地汉人因误了农时税期，担心政府追究，选择远遁西域。尽管明廷曾设旗招抚，但收效甚微。最后，威远卫终因人口流失而遭到裁撤，并入镇夷千户所。

原来，明初威远城的汉人一逃就逃到了鲁迷城，即伊斯坦布尔……

这逃得还真够远的，都快到欧洲了。

而且，随着汉人西迁，饲养食用猪肉的习俗和相关服饰都陆续传入了西亚。

文谷鲁城（今约旦安曼西南）、也勤垜思城（今叙利亚塔尔图斯）、菲即城（今土耳其小亚细亚一带）、撒黑四塞等多座城市“俱汉儿人”，提示这里乃西迁汉人后代的聚居区，展现出丝路上东西方的双向交流和互动。

所以，那些居住在“鲁迷”等地的“汉儿人”，很可能就是从中国河西走廊一带的威远城迁移过去的汉人后代。他们依旧穿着故国的服饰，戴着故国的帽子，畜养并食用猪肉，与当地穆斯林风俗迥异。

这或许就是丝绸之路上一部分“汉儿人”的来源。

明嘉靖年间编修的《陕西通志》，其卷十《土地.河套西域》中有《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图》。由于《西域土地人物略》出现“苦峪卫”之名，据此进行推算，“苦峪卫”第一次是作为沙洲卫治所时间是在1435-1446年间，第二次是在1477-1506年间，因此其属于估算这是1435-1506年左右的资料。

根据《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载：

“又西行六程，至天方国。

天方国西行十五程，为迷癿力城。

又西至牙瞒城。

又西为文谷鲁城，俱汉儿人，蓬头带帽儿，种旱田，出珊瑚树、眼镜石。

又西为阿都民城。

又西为也勤尕思城，其城四隅环以屋庐，周围有水，水有舟楫，俱汉儿人，蓬头带猫儿，种稻田，出撒黑剌镔铁刀。

又西为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汉儿人，蓬头带帽儿。

又西为哈利迷城。

又西为阿的纳城（属鲁迷城管）。

又西为菲即城，其城一重，有王子，俱汉儿人，剪踪被发，戴帽儿，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撒黑剌剪绒毡。

又西为安格鲁城（城西距山，山上有巡检司）。

又西为可台城。又西为孛罗撒城（又西有海，中有舡，载千人，粮饭可用三个月，备用盔甲什物）。

又西为鲁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东至孛罗撒一千二百里。”

看到这句了没：“又西为也勤尕思城……俱汉儿人，蓬头带猫儿，种稻田，出撒黑剌镔铁刀”，这是什么？

这撒黑剌镔铁刀就是传说中的大马士革刀啊！

为什么？

因为“撒黑四塞，其城二重，俱汉儿人，蓬头带帽儿”，撒黑、撒黑，撒黑剌镔铁刀，撒黑四塞考证下来就是大马士革！

程碧波教授将文献与所谓的托勒密地图对照了一下，发现托勒密（约 90年-168年）在地图中使用的名字，居然与明朝《西域土地人物略》（1435-1506年）中的名字相符，恰好证明了托勒密与《西域土地人物略》所记载的资料处于同一时代。

如下所示，1720年地图（Map of Ancient Arabia），该地图使用的是托勒密曾使用的部落和城镇名称，是德国雕刻师、艺术品商人兼出版商Christoph Weigel的作品

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1是迷癿力城（Ma∫ani），2是牙瞒城（Artemita），3是文谷鲁城（Aguleni，汉人控制，出产眼镜石）。

4或5是阿都民城（4是Adra，5是Adron），6是也勤朵思城（Asphaltites Lucus，汉人控制，出产撒黑剌镔铁刀）。

而勤尕思城左边的撒黑四塞（俱是汉儿人）又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1855年地图（Map ofthe Near East，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师Heinrich Kiepert所作，其曾任魏玛地理研究所所长，被公认为是 19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博学制图师之一）

撒黑四塞的位置就是大马士革（Dimeschk-e-Scham，下面英文对应标注的是Damascus），程碧波教授指出，此处实应为“双河（谷）四塞”，因为根据《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载，其城二重，俱汉儿人，蓬头带帽儿。

因此，大马士革城有两重，均为汉人居住。

大马士革下面紧挨也勤尕思城（即本图中的Eschmiskin）。耶路撒冷在也勤尕思城下面。大马士革左面为哈利迷城（Zahleh）。

程碧波教授研究后地图和文献后推测，“阿拉伯”是来源于汉朝就有的“安都”的地理名称，而不是来源于种族名。阿拉堡的名字应衍生于安都：Aliduli-（安都里）>Alepoli->Aleppo（阿拉堡），而这应该是阿拉伯（Arab）的来源。

阿拉堡左上方是阿的纳城（Adena），阿的纳城亦可能是Adena右上方“ADOLE”。

ADOLE左上为菲即城（Felechidi）：“有王子，俱汉儿人，剪踪被发，戴帽儿，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撒黑剌剪绒毡”。

菲即城左边为安格鲁城（Anguri），其城西山上有按中国制度设立的巡检司。

安格鲁城左下为可台城（Chiutalae）。可台城西为孛罗撒城（Bur∫a），其西有海，有可载千人的大船。海之西有君士坦丁堡（Con∫tantinopolis，《西域土地人物略》中未记述，实为“长安”之意）。

海之再西，则有鲁迷城（ROMANIA）“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而《西域土地人物图》则画得更具体，指出鲁迷城“俱汉儿人”，因此鲁迷城至少是汉人所控制的区域。

从区域分布及其产业来看，镔铁业、眼镜业和航海业均控制在汉人手中。而眼镜业对于天文航海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才是地中海文明的真正源头。

根据《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载与地图文献的对照进一步研究发现，彼时汉人控制了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两河流域以西，直到地中海东岸，并向北在小亚细亚半岛设有封国和巡检司，再跨过伊斯坦布尔海峡，进入罗马尼亚，控制鲁迷城，把守伊斯坦布尔海峡咽喉，同时向西继续扩散。

由此，产生了历史上的大秦。

综合《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脑海中可以勾勒出一个画面：

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中，在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诸多异域风情的外国城市中，居住着大量汉人，他们有的是单一民族聚居，建起了一座座城市，也有的与当地穆斯林杂居而处。

而文明之花便由东向西，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不断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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